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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0日，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向全美呼吁：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应考虑撤离中国，美国政府提供“搬家”的费用支持。早前，日本同样呼吁日本企业撤离中国，并宣布提供2200亿日元（约20亿美元）的资金用以支持日企搬回日本，2亿美元支持日企搬离中国转向东南亚等亚洲其他地区。一时间，全球产业链是否会“撤出中国”？全球产业链是否会“去中国化”？中美是否真的会完全“脱钩”，一拍两散了？这些问题萦绕不断。我本期就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阐释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应对之道。

　　说起来，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罗（Larry Kudlow），在Fox商业频道的一档节目中，被一位观众提问“如何减少美国制造业对中国依赖”时，做出的回答是这样的：“美国政府允许企业，将从中国迁回美国所发生的所有成本，在当年进行100%的费用化处理。” 但是，很多媒体把库德罗的这句话解释成美国政府愿意支出100%的直接费用，包括厂房、设备、知识产权、搭建、翻新在内，这样就“等于政府为企业回流美国埋单”了！其实，库德罗想说的是，美国政府应允许公司抵扣包括从中国迁出在内的全部资本支出成本，也就是说，只是帮助企业在回迁当年，减少了纳税总额，政府少收了企业部分的税，而且金额肯定小于企业的搬家支出，而不是政府愿意自掏腰包，替企业全部报销。美国企业界当然也深刻了解这一点，依靠中国低成本获得的利润，都将在他们转移生产时被消耗掉，为此还要多花费上数百万美元。如果这样转移，将会是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和艰难的选择！

　　但从库德罗的回答和日本类似政策方向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鼓励制造业企业回流，减少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将是发达国家政府追求的长期目标。

　　自从WTO时代以来，在过去的几十年多中，世界各国立足于全球化并从中获益，每个国家的产业链都无法独善其身，必须嵌入到全球的产业链中。另一方面，全球产业链也被拉长，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或瓶颈，都会制约最终产品的生产和产量。在这次疫情中，经济停摆，停工停产，锁国锁城，各国的不信任度也增加，产业链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全球化事实上已经停摆！从长远来说，这次疫情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乃至地缘政治必定发生深刻影响。世界经济从本来的“两大阵营，三个世界”、各自为政的冷战格局，发展为今天的跨越地域、跨越政治制度、涵盖几乎所有国家的巨大而统一的分工体系，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成果。可是，这次全球性的疫情将这种各国深度分工，高度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内在脆弱性也暴露无遗。

　　“供应链”本质是从生产到流通，要么是一个企业、产业的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最终用户的经营活动，要么涉及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资源、商品、产能、技术、资本、经验等的流进流出。

　　这次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展示了一次极度压力测试的机会！相信各个国家会因此对自己本国产业链政策做出一定的调整，各国着手构建相对更独立、完整、安全的产业链会是一个趋势。在全球产业链被简化的趋势下，会出现逆全球化的阴影。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的需要！

　　说到中美是否会“脱钩”。曾几何时，2007年3月4日，牛津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首次提出了“中美共同体”（Chinamerica）的概念。一时间，“中美全球共治”、“G2”成为热点。那时是全球化的高峰期，也是中美战略协同的蜜月期！但是经过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发展，中国的产业链越来越完整，而美国的国内社会矛盾则越来越突出。

　　自1955年以来，一直到1980年代，美国传统生产性行业的大企业比重仍占Fortune 500的70%以上。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传统生产性行业的上升和顶峰时代，也是美国国内的平等时代，也正是“美国梦”影响全球的时代。1990年代是个分界线，此后“传统生产性行业”在大型企业中的比重开始持续下降，而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自1995年起，美国大型企业中属于“传统生产性行业”的比重首次下降到50%以下，并在此后20年维持在45%左右；而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则在此后分别维持在15%和20%左右。

　　上述数据同美国制造业劳动人口的变化是完全匹配的。美国制造业劳动人口比例在1953年达到30%的顶峰，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10%。从制造业流出的劳动力去了哪里呢？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根本无法吸纳如此众多的就业人群，从1990年代开始大量出现的商超、零售、物流等服务行业，是制造业人群就业的归宿。随之伴来的是这些迁移人群的收入的大幅下滑，因为制造业相比服务行业的收入更高。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国内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改变。核心的问题在于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制造业的空心化，中产阶级收入增长乏力，民粹思潮开始泛起。特朗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台，其对应的是美国迫切希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达里奥在其2017年的研究报告中，将美国民众从经济上划分为前40%和后60%两个人群。自1980年以来，美国实际家庭收入的中位数虽然基本持平，但前40%人群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后60%人群家庭平均收入的4倍。在后60%人群中，只有1/3能够将其收入储蓄起来（以现金或金融资产的方式）。也就是说，有40%的美国人都处于“月光族”的状态，无法存任何收入。

　　美国后60%人群中，只有1/3的家庭拥有退休金账户，这意味着后60%人群中有2/3的家庭没有退休金账户。而那些拥有退休金账户的后60%人群，养老金账户平均不到2万美元。

　　在特朗普看来，收入分配结构后面，对应的产业结构。美国制造业的大量“外包”，是美国中下层人民收入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因此，从竞选开始，特朗普就以制造业回流作为其重要的施政纲领。 全球范围内挑起贸易冲突，尤其是与中国之间的关税战，是这些背景的自然结果。进入到这一阶段，全球产业分工和跨国公司跨境的资本配置，就不再是一个成本考量的问题了，而解决国内结构化矛盾成为为优先的考量！

　　2019年上半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货物商品总额较之去年同期下降了约12.4%至约2190亿美元，而从墨西哥、日本、德国、韩国、英国、越南、印度等国的进口货物商品额度则出现了不同程度上升。美国从中国减少的进口份额，转移到了其它低成本国家（LowCostCountries）、墨西哥、欧洲等经济体。在亚洲，而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出口总额（2019年，约310亿美元），有一半落在了越南，三分之一去了台湾。

　　那么全球产业链转移会一夜之间轻松完成吗？应该看到，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的产业链发展在全球是最为完整的！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用几十年走过发达国家几百年所走的工业化历程。国内涌现出繁多的产业集群和完善的产业配套。在疫情爆发后，国内停工造成产业链中断，影响逐渐传导至国外。全球80%以上的汽车零部件都由中国制造。因此，无论是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口号还是东南亚制造业转移恐慌，在巨大的产业链运转优势下，显得雷声大雨点小。甚至东南亚承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材料需要向国内进行回购再组装。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依然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麦肯锡研究，过去10年，世界从贸易、经济和技术三个层面对中国的依存度越来越深。因此，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融合度来看，中国仍将是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增长的主要引擎！

　　全球产业链重构不会一蹴而就！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全球产业链重构将是一个大趋势，中国不能独善其身，还须抓紧时机，及早做出应对和调整，以适应后WTO时代的逆全球化潮流以及产业链多极化多元化的格局。

　　这次新冠疫情成为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催化剂！截至4月15日，全球新冠确诊案例已经突破198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2万人。特别是亚非拉的新兴国家正接棒，成为第三波新增确诊最快的地区！疫情、停摆和隔离直接会导致全球生产体系的崩溃，出现短期休克，这个休克就会导致生产链、产业链出现断裂。这种断裂跟经济萧条所带来的经济运行减缓、经济生产的下降不一样，它是休克，突然一下就停止转动了，而不是转得慢的问题。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预测，除其他区域（包括非洲、中东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外，全球所有区域的进出口在2020年都将出现两位数的下降。当COVID-19主要局限于中国时，价值链中断已经是一个问题。现在，蔓延到全球，在价值链联系复杂的行业，特别是电子产品和汽车产品，贸易可能会下降更大幅度。根据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TiVa）数据库，国外增加值在电子产品出口中所占比重，中国 25%，韩国超过 30%，新加坡超过40%，墨西哥、马来西亚和越南超过50%。

　　过去三十年，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产业分工和产业链的国际协作，最根本的动力在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追求成本最优。中国作为人口红利强大的生产国，凭借其强大的要素成本优势（主要是劳动力），吸引了大量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企业到中国建立工厂，进行制造生产。这种跨国合作的关系，要么是外资直接在中国国内设立工厂，如富士康（背后是苹果公司），要么是外资企业直接与中国本土公司签订生产订单合同。不同形式的合作都有，但本质上都是利用中国的人口红利，提高产品的利润率。而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也借此迅速变现。对应到宏观上，是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直到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按照传统的“微笑曲线”理论，加工制造环节是既辛苦、又低收益的代名词。但三十年来的中国实践使世人猛然发现：制造业对生产要素的配置具有强大的拉动和聚集作用。全世界的人才、技术和资源在以追求最大回报为目标的国际资本的裹挟下源源不断流入中国，提升了中国的禀赋，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不可阻挡的磅礴之势奔涌向前。

　　中国已经从人口和劳动力红利的时代步入人才红利的时代！相比东南亚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地区，中国的教育水平和人才素质无疑目前还是无法比拟的。中国应抓住这个机遇，继续深化要素市场改革，进行深化教育以及人才培养的厚度和深度，扩大人才红利的优势，承接全球产业链中高附加值和更高端的价值链，从而为自身的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也提供契机和动力！

　　2018年Fortune 500排名中，美国有126家企业榜，仍然位列第一，其中相当部分处于高端产业；美国仍然是高科技强国，除了芯片、软件之外，在国防、航天、化工、材料、制药等领域，仍有巨大优势。美国的基础创新能力仍然最强，大量的基础创新仍然出自美国的一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美国依然是全球科技创新的中心。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是多停留在中低端制造业产业链中。疫情后，许多中低端制造业会加快向东南亚、印度和其它新兴市场转移，从而在这轮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中处于被动位置。

　　得益于政策的积极引领支持，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进程加速。但是，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较为突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仍落后于传统制造强国。

　　2013年4月，德国首提“工业4.0”战略。2019年2月5日，德国正式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明确提出在某些领域德国需要拥有国家及欧洲范围的旗舰企业。两天之后，2019年2月7日，美国发布了由总统特朗普亲自主持制定的未来工业发展规划，将人工智能、先进的制造业技术、量子信息科学和5G技术列为“推动美国繁荣和保护国家安全”的四项关键技术。在白宫官网上，这份规划的标题是“美国将主宰未来工业”。2019年4月11日，日本政府概要发布了2018年度版《制造业白皮书》，指出应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加快技术传承和节省劳力。

　　中国在建设制造强国和发展先进制造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一方面，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不平衡、高级化程度不够，低端无效供给过剩与高端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另一方面，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高端品牌培育不够。中国优秀制造业企业数量不够多，特别是缺少世界一流企业。在全球知名品牌咨询公司英图博略（Interbrand）发布的2017年度“全球最具价值100大品牌”排行榜中，中国制造业产品品牌只占2席。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这既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客观要求。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关键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需要尽快完成从中低端制造业的产业链向上转移和补充，在全球高端制造业的产业链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占有主导权。

　　从根本上来看，只有发展强有力的科技创新土壤，才能有效帮助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及时向高端转移。目前来看，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基础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1）中国研发投入为美国的1/2，研发强度仍低于美国。2018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约2969亿美元，美国研发投入为5738亿美元；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2%，低于美国的2.8%、、日本的3.2%、韩国的4.6%。2）中国每百万人口拥有研发和技术人员数量约为美国的1/4。2017年中国每百万人口拥有的研发和技术人员数为1234人，而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为4256、4377、5305、7514人，中国约为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的29%、28%、23%、16%。3）中国基础星空体育科技有限公司科研薄弱，美国更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利于推进技术创新。中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阶段的投入占比分别为5%、11%、84%，而美国分别为16.9%、19.6%、63.5%，中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阶段占比低于美国20个百分点，基础研究投入额仅相当于美国的1/4。

　　4月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是中国全方位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充分且公平的竞争，竞争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基础。要素市场化改革就是，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让人口、技术、土地、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充分公平自由地流动，让一切生产要素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新创业源泉充分涌流！

　　如今，伴随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突破等，经济联系、产业分工、资源配置、开放创新将纵向深化。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近日所言“我相信在世界变平、变快、变智能后，接下来会开始变得更加深入”。“产业链”体现了“世界是平的”，如今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只有完整的产业链才能具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与经济安全。“生态链”体现了“世界是动的”，国际经济活动形式不再是资源、商品、技术、资本、经验的优化配置或有机结合，而是创新全球化、创业全球化、国际化经营、自由贸易以及全球资源配置等。“供应链”体现了“世界是深的”，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全球化大潮下，形成更加相互依存、共生共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开放创新的深入联系。具有开放、多元、活力、共赢的创新生态成为主流。

　　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历程，基础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模型，要素市场全球配置，欧美国家的资本要素，与东亚国家经济体的土地、人力成本等要素，进行结合，降低成本，实现边际效益最大化。着眼未来，唯有不断创新出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和新模式，才能不断打开经济增长的空间，并对全球要素形成持久的吸引力，也才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占据更主要的角色！可以说，科技创新将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根本驱动力。

　　中国只有抓住目前稍纵即逝的时间窗口，加速推进各项市场导向的改革，尽快形成要素市场化，焕发全社会创新的源动力，允许有全球性影响的信息自由流动，才不会被隔离于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之外，被迫与它们脱钩。

　　做好较长时期应对外部环境长期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是基于对过去三十年全球合作模式的反思之下的一种判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全球化经过三十年发展之后，面临一个新的拐点，是走向何方，为未可知。全球产业链重构在这样的大浪大潮背景之下，也势在必行。我们只有立足于自我，进一步调动要素市场化配置和改革的积极因素，主动激发创新动力，才能有效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也才能在重构进程中掌握主导权，并继续在全球产业链中发挥重要影响力和领导力！